作为政治过程中最重要的当事人，政党的党内决策对整个国家的大针方针的走向有着非常强的外部影响作用。

但是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实现政党的宪法功能并保证宪法原则得以落实，政党内部治理秩序国家化的需要越来越强烈。蒋劲松：政党的国法治理，《法学》2016年第1期。

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然是最重要的立法机关，虽然党对各级人大具有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但是人大与党组织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在各级人大立法过程还是能够吸取一定的党外不同意见，给予执政党更好的政治反思机会，最终通过人大立法最好地反映出整个人民的意志。为了保证政党这种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党内治理秩序非但不能国家化，相反还应赋予政党抵抗国家干涉的权利。对司法机关意味着要根据形式法治的要求做到依法审判。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有过以国家体系为模板建设党内治理体系的想法。学者们在普遍不愿明确承认党内法规具有正式法律地位的情况下，却又纷纷深入讨论如何保证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的问题，[1]在不愿将党内法规纳入国家正式法律体系的同时，又希望党内法规会在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反映出一定的矛盾心理。

因此，在回答前述问题时，需要始终将这些背景目标考虑在内。当人们认为政党的内部活动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活动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时，政党的内部治理活动相应地也应当远离于人民的政治过程。因此，长幼有序会增强村落的凝聚力，增强家族家庭的凝聚力。

公民概念最早源自古希腊时期的各城邦（city-state），那都是些因有较多商贸、较多劳动分工而形成的定居点。因为当时社会并非个人主义的工商社会，而是社群主义的农业社会。这种光宗耀祖或今天的荣誉属于集体的传统在中国社会非常强大。村民对自己的村落有感觉，利害攸关，休戚与共，自己是其中的一员。

夫妻关系上，一方面为保证丈夫的亲权，在村落家庭中坚持男权主导，夫唱妇随，原则上允许丈夫基于七种理由之一单方面离异抛弃妻子，即七出。其中有些，如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共同体，会比农耕村落共同体规模更大。

在社会生活层面，公民概念有无对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影响，既不可能缩小，也不可能扩大两个熟人或两个陌生人之间既有的心理距离和信任。事实上，他们之间也常有重大分歧，既涉及实在的利益，也可能是深刻的意识形态或学派分歧，有近乎不共戴天的情感纠结。商鞅变法的奖励耕织、奖励军功就不说了。后代诉诸政府或司法其实只是找到了一种总体看来更为便捷可靠且风险较小的方式。

但在学界，即便在今天，既非唯一，也非主导。唐代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封疆大吏安禄山、史思明均为胡人（安氏据荣新江是栗特人，史思明是突厥人），但奉命镇压安史之乱的唐朝大将哥舒翰、李光弼和高仙芝分别是西突厥人、契丹人和高句丽人。或许，这隐含的是：这个不均和不安的问题将永远纠缠人类，无论什么样的宪制安排。直至今日，日常生活中仍然常听见，诸如你生了个好儿子（或女儿）这类赞扬。

这个世界本身从来没有允诺，也不可能令，一切有价值的物品，无论金钱、地位、环境，还是配偶或孩子，的社会分配都将平等和统一，无需个人努力，没有幸运或不幸。从制度层面来看，因此，更值得分析和讨论的问题会是，没有公民概念，对历史中国普通人，在其自觉生活的具体村落共同体中作为村民，以及在其自在生活的中国政治共同体中作为国人，在分配和享用各种无论有形还是无形的有价值物品，有什么系统影响。

历史中国未产生公民概念，这并非一种智识上或制度的缺失。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组织方式的种种自然限制，总体而言，许多制度即便有道理，也对女性更为不利，女性往往付出更多。

早期中国政治从亲亲到贤贤的变迁，选拔奴隶傅说出任宰相，渔夫姜子牙成为西周第一号功臣受封齐国，以及历史上政治精英选拔制度从选举到科举的变迁，都表明了，大一统国家政治治理要求，历代王朝必须在宪制层面高度关注，也必须持续努力强化，如何吸纳全国各地和各社会阶层参与国家治理。他们只需要社区家园认同，没必要想象诸如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他们确实极少能动参与政治，但他们在历史中国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概括说来，没有公民概念可以说是历史上农耕中国政治社会治理力量不足的历史遗产。对官僚的俸禄、晋升和表彰，包括封爵、树碑立传甚至进庙堂等，基本都基于个人贤能和贡献。除了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治理国家）的同时，至少某些人往往还自觉或自诩要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因此，尽管国家是把参政的机会平等分配给或赋予了每个男孩，但从一开始就不是所有男孩都能获得平等科举入仕的机会，这个机会事实上是由家长分配的。但宋代来到中国开封的犹太人，却在这个没有公民概念的社会中完全同化了，即便明代皇帝曾立碑要求开封犹太人一定要保持其祖先的文化传统。

这种赞扬常常会令强调个人权利和产权明晰的西方人困惑：这究竟是在赞扬谁呢？是你还是你儿子/女儿。由于皇权不下乡，在历史中国，除通过地方精英操持的赋税劳役外，皇权与普通农民并没有多少直接可见且经常的互动。

例如，在国家的眼中，我们和父母都是国民，是平等的。公民相对于其他住民是一种特权，这一点同样是日益显著。

公民概念因此从一开始就有两面性。甚至，由于法定的旌表制度，这种皇恩浩荡也会制度化地落到一些平民身上，无论是孝子贤孙，还是贞女节妇，最典型的今天各地可见的各类牌坊，暂且不论在今人眼中这类表彰有无或有何种社会价值。随着近代主权国家的发生，资本主义兴起，公民概念得以复活了，其实更多是被重新塑造了。这并非只是我对概念的逻辑演绎。

在特定维度来看，也还可以说他们还有第三个共同体的成员身份。村落同辈人的关系是一种真实的或拟制的兄弟关系，指导性原则因此是长幼有序，即在同辈人中按年龄长幼，以广义的兄弟名义，来分配利益和责任。

生活在王朝统治下，农民会是这个超级政治共同体中自在的一员，但他们绝大多数都不可能自觉自己与其他遥远的陌生人都属于一个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中国，事实上，作为政治体的中国概念出现也是相当晚近的。无论是立牌坊，树碑立传，爵位继承，甚或边疆治理中世代继承的土官职如土司，最初都是针对特定个人的，但在地方社会实践中却可能变成社区或家庭的财产或荣光。

另一特点是，在近现代国家中公民就等于国民，但在古希腊，即便在民主制的雅典，也不是所有本地出生的人都是公民，公民是一种身份，因此在实践中是歧视性的。一个没用的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在财产继承中，女儿被排除了，但这也并非出于父母有意歧视女儿，只因农耕时代从夫居的外婚制令不动产继承的不可能，令许多动产——如大宗家具甚或粮食或牲畜——可以继承但会非常不效率，以及外嫁的女儿赡养父母的不可能。我们必须冷酷而不能太温情地看待公民这个概念的历史实践。一旦落实到村落，一方面，我们首先会发现，这里的利益分配和保护机制确实与由公民组成的城邦显著不同。除了目前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为权利而斗争这种公民/个人权利话语外，更因为，智识讨论最多只能说服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可能战胜利益或偏好。

也确实有极少数看似理应依据个人贤能分配的有价值物品，实际分配是违背平等原则的。在西方社会的不同时期，这种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规定了一个成员对于共同体的责任、义务和权利。

因此，虽指涉不同，但仅就制度而言，户与古希腊限于成年男子的公民的功能相似，都是一种勾连国（城邦）与家的制度。他们只是国人，是天子、君主或皇帝治理下的百姓，是以种种前缀组构的各种民，如子民、臣民、黎民、草民或小民，甚至可以是更大范围的——天下的——苍生或生灵，但他们不是公民。

只是外来男子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并长期生活在某个陌生村落，只有入赘从妻居的男子会在村落中遭受歧视。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以语海其实是人类常态。